小时候,我很守规则,老师的要求必须做到,做不到就和自己过不去,被家人开玩笑是“机械系”的;工作后,身边也有这样的同事,认真负责,遵守制度流程,对不守规则的人和事充满抗拒。我的来访者也有这样的,即使坚守的原则阻碍了人生发展,遭遇挫折,也没怀疑过他的坚守。
我们尽责性高,这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我们有时把某一种原则、规则或做法看得过于绝对,以至于忘记了它原本服务的目标。我们本来想守住正确的事,最后却把某一种做法,当成了正确本身。
这让我想起海瑞——一个坚定为民的清官。嘉靖皇帝多年不上朝,满朝文武噤若寒蝉。海瑞买好棺材,诀别妻儿,上疏直斥皇帝,做好了赴死的准备。他把民众福祉扛自己肩上,不惜性命挑战皇权。结果嘉靖皇帝把他打入诏狱。
隆庆三年巡抚应天,他推行改革、兴修水利,还要求豪强退还兼并的田产,即使涉及致仕首辅徐阶的家族也不退让。此举触动了江南士绅的利益,引发强烈反弹。最终,他被弹劾去职。晚年复出,海瑞仍希望援引明初的严厉制度惩治贪腐。最终万历将他供在南京的闲职上,做个清官牌位。
当年读完海瑞,我惊出一身冷汗,仿佛看到了别人眼中的自己。但是,我要如何摆脱“机械”模式,变得睿智通透呢?答案很快找到了,这得感谢比海瑞早一百年的于谦。
相传于谦少年时写下《石灰吟》:“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后来他以兵部侍郎衔巡抚河南、山西近二十年,同样两袖清风。正统年间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瓦剌俘虏,京城人心惶惶。面对南迁的主张,于谦坚决反对。瓦剌试图利用英宗要挟明廷,他力排众议,支持另立新君,以稳定政局。随后他亲督北京保卫战,在稳定局势和抵御瓦剌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于谦后来在夺门之变后的政治清算中被杀,这是专制皇权下个人难以控制的风险。本文只比较二人处理问题的方式,并不是根据结局断定谁更高明,更不是否定海瑞的道德勇气和历史价值。
海瑞把特定的治理手段与道德原则绑定。而于谦放弃了“君为上”的政治秩序,选择保住京城、稳定社稷。他们的区别让我意识到以下三点:
· 01 ·
核心价值:弄清自己真正要守护什么
首先,真正需要坚守的是核心价值,而不是实现价值的某种规则、程序或手段。
凯利的个人建构理论认为,人的自我理解不是完全固定、先验给定的,而是建构出来的。人建构认知模板来解释世界,并在解释中赋予意义。这个过程中,我们逐渐形成了对“我是谁”的理解。比如,我是一个善良真诚助人达己的人;海瑞可能想成为一个为民的清官;于谦或许想做守护社稷的清官。
这些与自我身份密切相关的认识,被称为核心建构。它具有统摄性,为行为提供良好的准则;相对不通透——对新事件不那么开放。通透的建构体系能不断完善自身,以理解和预测世界。核心建构相对不通透(也可以变化,虽然很难),是因为一个人的自我认同需要一定的稳定性,即使不够准确。
当新经验迫使我们大幅修订核心建构时,我们会感到威胁。让海瑞、于谦放弃清廉,他们会觉得是侮辱;我若做不善良的事,会感到自我认同的崩塌。因此,人会本能地维护核心建构。
但这不等于核心建构一定要无条件坚持。有些核心建构可能给人带来困扰,例如:我必须永远正确;我绝不能让任何人失望;只有被别人需要,我才有价值。这样的核心建构,最好被觉察、检验和逐步修订。
借用核心建构与外围建构的概念,我们把行动依据拆分为四个层次。其中,价值更可能进入核心建构(即核心价值),而具体规则和手段更接近外围:
- 价值:我最终想守护什么?
- 原则:通常应该按照什么方向做?
- 规则:在特定场景中,需要遵守什么共同约定?
- 手段:面对眼前的问题,具体怎样行动?
越往外围,越需要根据现实调整。比如,“诚实”是一种核心价值;“不欺骗他人”是一条基本原则;“将事情直接、完整地说出来”则是一种具体手段。我们坚持诚实,却不必在任何时候都用最直接的方式表达。僵化,就是我们把外围建构,误当成核心建构来坚持。
那么,如何判断自己坚持的究竟是价值还是手段呢?你或许可以尝试这三个问题。
- 我为什么会感到不安——因为核心价值受损,还是因为习惯、身份和控制感受到了挑战?
- 我坚持的是最终目标,还是一种熟悉的做法?
- 如果有另一种方法能更好地实现同一价值,我愿不愿意采用?
· 02 ·
理解规则:目标、条件与边界
既然,我们每个人都通过自己的认知模板理解世界。那么,同一条规则,在不同人眼中,可能有不同的含义。
同事曾向我抱怨:“制度写这么清楚,他为什么总理解不了?”一种可能,是对方掌握的背景信息与我们不同,因此无法把规则放进完整的情境中理解。但这不是唯一的解释。对方还可能:
- 对规则中的概念有不同理解;
- 知道规则,却不了解它要解决什么问题;
- 理解规则,但不认同其合理性;
- 认同规则,但缺少执行所需的资源;
- 认为执行成本过高;
- 看到了规则制定者没有看到的现实限制;
- 出于利益考虑,选择不执行。
- ……
因此,对方没有按规则行动,并不必然意味着他“理解能力差”或“态度有问题”。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不要把自己对规则的解释,等同于规则唯一可能的含义。 我们常常需要对规则有更多的思考。
规则是对复杂现实的简化,也是特定条件下协调行动的工具。它可能来自经验积累、风险控制和协作需要,也可能包含权力关系、利益分配与历史妥协。
对于复杂规则的评估,我们可以借鉴公共政策分析中的系统方法,将其解构为一个综合判断框架:规则判断 = 目标 + 条件(适应性) + 利益(谁获益/谁承担成本) + 代价(实际后果/执行成本) + 替代方案。这一分析逻辑基于政策评估中通用的利益相关者分析与成本效益论证框架(Dunn, 2018; Bardach & Patashnik, 2016),旨在透过规则表象,识别其背后的权力逻辑与现实边界。
规则的目标,关联本文上一小节说到的价值,是需要首先弄清楚的。本文主要谈一下第二项——规则有效的条件与边界,因为它常常被忽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后三项就不重要了。
海瑞主张用明初重典整饬吏治,并非完全没有逻辑。明初经历元末战乱,新王朝需要迅速重建秩序,而朱元璋又有足够强的权威,可以自上而下推行严厉治理。但到了万历时期,政治结构、经济环境、社会利益和制度运行方式都发生了变化。曾经有效的规则,就不一定有效了。海瑞看到了规则与效果间的联系,却没重视规则生效所依赖的条件及其边界。实际上,这类错误很常见。
比如,人们把职场中的“35岁门槛”纳入人生规划。仿佛35岁以后,个人能力会突然贬值。但这个数字是什么?1994年原人事部发布《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把报考年龄划在35岁以下。2000年后,经济快速发展,一些企业特别是互联网公司(加班强度高、技术迭代快、薪资待遇优越),出于企业发展和用工成本考虑用年龄隐性筛选。经济学称这种用群体均值替代个体判断的做法叫“统计性歧视”(statistical discrimination)。但是,当人口结构、人才需求、就业政策和管理方式发生变化时,这个门槛会随之变化。简言之,“35岁门槛”是特定条件下的筛选规则,不是个体发展的规律,也不具有普适性。
值得提醒的是,理解规则,我们不仅需要意识、工具,还需要提高逻辑推理能力。这是个大话题,推荐一个日常小练习给你:主动找备择假设。对于自己的判断,先问一句:相反的结论,有没有可能也成立?接着替它找理由——像给自己的结论找理由一样认真。此外,你也可以像本小节开头的例子那样,为现象找出尽可能多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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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行动:让手段服从目标和现实
“道理都懂,仍然过不好这一生”。找到了核心价值,也充分理解了规则,但真正遇到问题时,人们还是会不自主地回到原来熟悉的思路上。因为原程序更省力,也更能带来控制感。
破局第一步——识别僵化信号。当脑中出现“必须”“只能”“应该”等可能的僵化信号时,提醒自己暂停。思考一下,我现在坚持的是目标、原则,还是一种熟悉的做法?这些词不一定就是僵化,但它们可以提醒我们重新检查判断。
然后,我们可以做预演——预先分析判断一些重要/常见问题,准备好解法。我还可以做得更充分,比如为重要问题准备三类方案:按原规则执行;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调整;更换路径,但用其他方式控制风险。
接着,把准备好的方案转化为行动。执行意图(Gollwitzer, 1999)是一个不错的工具。用“如果……那么……”的形式,把特定情境与具体行为联系起来。比如:“在办公室,如果冲突中对方开始提高音量,那么,我先暂停反驳,完整复述一次我所理解的对方观点,再决定是否继续讨论”。这样,真正遇到问题时,我们就不必从零开始思考,而是可以借助事前准备,减少情绪和路径依赖的干扰。
执行意图有助于缩短意图与行动之间的距离,但它仍是一种预设程序。如果现实条件改变,原先准备好的反应则需临时调整。
这种调整能力与认知灵活性有关。认知灵活性通常被视为核心执行功能之一,表现为根据任务要求转换视角、规则或应对策略(Diamond, 2013)。研究提示,执行功能具有一定可塑性,但训练效果及其向日常生活的迁移受到许多条件限制(Diamond & Ling, 2016)。不过试试无妨:多做动脑子的运动,比如武术、球类运动、舞蹈与体操等;做任务切换训练,比如把不同类型的题混着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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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通透,不是不再坚持,而是知道什么值得坚持,什么可以改变。守住核心价值,让原则指引方向,让规则接受检验,让手段回应现实。愿我们既有海瑞的清醒与勇气,也有于谦的判断与灵活:不因变通失去底线,也不因坚守偏离初心。
原载于东木咨询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