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我去了一个四面环山的小村子，有狗、有鸡、有湖泊，可就是在这样一个被大自然环抱的小房间里，我失眠了。
10点躺下时不停地有蚊子亲吻我，凌晨2点半后就有各种生物来报到，3点鸟叫、4点狗叫、5点鸡叫、6点人叫、7点知了叫。每个整点我都尝试和自己对话：“我要闭上眼，我不要去想外面的声音，我要与大自然融为一体。”
可越是这么想，我越是陷入无尽的对话之中；我越是不让自己去听外面的声音，外界的狗吠鸡鸣越是声声入耳；我越想要和大自然融为一体，大自然就越是将我驱逐出去。为什么曾经带给我无穷力量的内心对话，在我痛苦难受时就不起作用了？
佛家有一句话：“莫向外求。”如遇难事，传统方法是先寻找自己身上的问题，去询问“我”有什么解决之道。
内省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能力。俄国著名儿童发展科学家维果茨基认为，“语言”在儿童认知发展中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这种语言的输入不仅是在学校，更重要的是日常生活中的沟通，也就是父母和孩子的交流。
近些年，关于父母语言的研究层出不穷，不论在美国还是在欧洲，心理学家都发现：在交流模式丰富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更早地发展出内心语言，而内部语言能力直接指向了自我控制、心理理论能力以及创造性等许多令人向往的能力的形成。
当我们挑战一项需要自己付出极大努力才能完成的事情时，内心语言可以帮助我们冷静分析当下的时局，策划出一条最合适自己的成功路径。大多数情况，内省都能达到正面效果。
然而，在我们情绪极度崩溃时，比如极度紧张、焦虑、不安、恐惧、害怕，你越是专注于分析，你离成功就越远。换言之，分析导致瘫痪。
在痛苦时，“内省”根本无法带来创造力和生命力，相反，它充满了破坏性和攻击性，因为它带来了一个潜在的问题，即：喋喋不休。为什么会这样？
回到我在小村庄里失眠的那个场景，半夜三更，窗外小动物的声音不断，我开始用强大的执行功能提醒自己过滤这些声音、屏蔽干扰，把注意力集中到呼吸上。
但是，脑海中另一个负面的声音几乎无法消停：“太吵了，大晚上叫什么叫！”“还说山里很安静，住在山里睡眠都变好了，请问这哪里叫安静？”这些烦恼的声音偷走了本该为我的冷静服务的神经细胞。
我们的大脑忙着做“双重任务”，想不去听动物叫声，以及倾听脑海中痛苦的声音，如此，便抑制和消耗了本就脆弱的执行功能。
怎么从内伤走回自知之明？
当朋友有困扰来找你倾诉时，你会表现得比以往冷静还是不理智？大多数时候，我们会变得更加理智，通常还能为他们指点迷津，可是一碰到自己的事情时，就混乱得像一摊烂泥。
这就是著名的“所罗门悖论”，也叫“林肯的悲哀”。我们在处理别人的问题时可以非常理智，但是，面对自己的问题时却无法“轻松过关”。
美国心理学家伊桑克罗斯也发现了这个有趣的现象，但不同于其他人只是发现了这个现象，他将现象转化成了帮助人们走出焦虑和困扰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想象问题发生在别人身上，我们会变得更明智。
研究人员发现，人类的大脑里内置了一种强大的光驱，即：从远处审视自己的能力。
当我们回想过去发生的不愉快经历，或者想象未来可能遭遇的焦虑场景时，大脑影院就开始播放相应的场景。在这些场景中，我们既可以作为主人公的第一人称身份置身其中，也可以将自己移植到另一个视角，就好像墙上的苍蝇，从外部来看自己。不同的视角带给人们的心理体验和语言流完全不同。
抽离式对话就是把自己切换到“第三人”的身份，远远地审视自己观察自己，同时采用第三人称（喊自己的名字）来创造一种情感距离，并在时空的助力下扑灭负面情绪的星星之火。
抽离式对话的作用有多显著？伊桑克罗斯教授在一项研究中，要求被试用沉浸式对话和抽离式对话，写出他们对即将到来的某个压力的最深刻想法和感受。他发现，采用抽离式对话的被试，能更好地表现出对未来压力的正向期待，而采用沉浸式对话的被试，则表现出了对压力的恐惧和紧张。
比如，沉浸式小组中的一人写道：“我担心如果搞砸了面试，就得不到这份工作。我总会搞砸一些事。我永远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总是非常紧张。我最终会陷入一个很紧张的反馈循环，它会让我在面试时表现糟糕，而搞砸面试会再次引发紧张。即使我找到了工作，我也会害怕面试。”
另一位抽离式小组中的成员写道：“阿伦，你要放松下来。这毕竟是约会，人人都会紧张的。拜托伙计，振作起来，你一定能做到。”
两组成员的思维框架，因为采用视角的差异而产生了巨大差别，前者视压力为威胁，后者视压力为挑战。
从压力和负面情绪中抽离出来，听起来很复杂，但其实只要简单的一步，即：喊出你的名字。你的名字一出现，你就从沉浸者变成了抽离者，大脑就会将压力视为挑战而非威胁。
但是，在你经历愉悦体验时，要慎用抽离式对话的方法，因为它能让你与负面情绪保持距离，也能瞬间切断你与快乐情绪的关系。如果你在积极的体验中，那么还是尽情享受吧。
备注：本文首发于《财新周刊》2023 年第 32 期。
